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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67章 泸州城下，一枪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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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的四月，雨是横着下的。
不是那种江南烟雨，绵密温柔，落在身上像妇人絮叨。川南的雨有一股子狠劲，斜刺里打过来，砸在脸上生疼，泥浆溅到膝盖上，洗都洗不掉。沈砚之蹲在泸州城南五里处的一道土坎后面，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在鼻尖上汇成一线，啪嗒啪嗒砸在膝盖上摊开的地图上。地图是五天前蔡锷派传令兵冒死送来的，上面标注着北洋军曹锟部三个旅的布防位置。传令兵送来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枪，血把地图的左上角染黑了一大块。沈砚之没有擦那块血迹，就那么带着血看，看了整整五个晚上。
“曹锟把张敬尧摆在正面，吴佩孚放在左翼，他自己的卫队旅藏在右翼。”参谋长周子铭趴在沈砚之旁边，压低声音说话，嘴里灌进去的雨水比吐出来的字还多，“正面是铜墙铁壁，左翼是块硬骨头，右翼看起来最弱——但那是曹锟的老底子，他最精锐的卫队旅就藏在右翼后面。谁打他右翼，谁就撞在他的刀尖上。”
沈砚之用指尖在地图上沿着长江划了一道线。泸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长江和沱江在这里汇合，城墙修在两条江夹出来的半岛上，易守难攻。北洋军占据了城外的制高点——忠山、宝山、月亮岩，三座山像三颗钉子楔在护国军前进的路线上。曹锟把指挥部设在忠山背后的一个叫做蓝田坝的小镇里，那里有一片茂密的竹林，挡住了护国军的所有侦察视线。
“蔡将军的部署呢？”沈砚之问。
“正面强攻。”周子铭把嘴里那口雨水咽下去，“滇军主力从正面打张敬尧，牵制住吴佩孚，然后——”
“然后指望我们从侧翼撕开口子。”沈砚之替他把话说完了。他把地图折起来，塞进怀里，胸口那块湿透的布料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倒是让脑子更清醒了些。正面强攻。四个字说起来轻巧，每一个字下面都是人命。滇军的兵是好兵，但好兵也是肉长的，肉长的就挡不住机枪。北洋军把马克沁机枪架在山腰上，俯射的角度刚刚好，子弹从山上往下打，一颗子弹能穿透两三个人的胸膛。三天前滇军发动了第一次总攻，冲上去一个团，退下来不到两个连。伤兵抬下来的时候，沈砚之在路边看见了——那些云南子弟的脸都还没长开，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嘴唇上连胡子都还没长硬，捂着肚子上的枪眼，瞪着眼睛看天，瞳孔里映着川南灰蒙蒙的雨幕，到死都没闭眼。
他蹲在土坎后面，把配枪从枪套里抽出来，拿一块破布慢慢擦着枪管上的水珠。这把枪跟了他五年，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四川，枪柄上刻着两个字——程振邦。每次擦枪，他的拇指都会不自觉地在那个名字上来回摩挲，好像这样就能从冰冷的金属里摩挲出一点活人的温度。
“给我接刘存厚。”他说。
周子铭愣了一下：“刘存厚？他是北洋那边的人。”
“他是川军。川军就是川军，不是北洋。”沈砚之把枪插回枪套，站起来，土坎上的泥浆滑下去一大块，露出底下被雨水泡烂的草根，“他在泸州城里有一个团，这个团现在归曹锟调遣，但刘存厚本人不在泸州——他在成都。他那个团长姓赵，叫赵保仁，是刘存厚的小舅子。赵保仁这个人，贪财，怕死，但讲义气。他跟着曹锟干，是因为曹锟给了他三船军火。如果我们能给他更多的东西，他未必不会倒戈。”
“给他什么？我们自己的军火都不够。”
“不给他军火。”沈砚之望着雨幕中泸州城灰蒙蒙的轮廓，“给他一句承诺——护国军打赢了，刘存厚还是四川督军。”
周子铭愣住了，片刻之后，他蹲在泥水里，仰头看着沈砚之，忽然觉得这个人脑子里装的东西跟他不一样。他不是在打仗，他是在下棋。棋盘是整个川南，棋子是人——活人、死人、敌人、朋友，都是棋子。包括他自己。
传令兵冒雨出发，带着沈砚之的亲笔信，换了一身老百姓的破棉袄，把信缝在棉袄的夹层里。他没有敬礼，没有喊报告，只是一个穿着破棉袄的年轻人，在雨幕中缩着脖子匆匆走向泸州城的方向。沈砚之站在土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里，心想：又一个。
赵保仁的回信是在第三天天黑之后送到的。信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毛边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字迹潦草，看得出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匆匆写就的。信上说，北洋军军纪败坏，城里的百姓怨声载道，他赵保仁是四川人，不愿意帮着外人祸害自己的乡党，愿与护国军里应外合，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护国军入城后不得清算川军；第二，护国军需保证刘存厚在四川的地位不动摇。
沈砚之看完信，把信递给周子铭。周子铭看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这第二条，蔡将军能答应吗？刘存厚在护国战争一开始可是站在袁世凯那边的，他现在观望，不代表他以后就不会反复。我们费了半天劲打下来的四川，还让他坐江山？”
“刘存厚是四川的地头蛇，护国军是外来的。没有地头蛇点头，外来的军队在四川站不住脚。”沈砚之把信收好，塞进怀里，和那张沾了血的地图放在一起，“至于以后——先把仗打完，再想以后的事。人活着才有以后。”
总攻的前一夜，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漏出来，照着泸州城外的江面，江水涨得浑黄，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和断木，向东流去，浪头拍在岸边的礁石上，溅起一人多高的水花。沈砚之没有睡。他在营地里走了一圈，看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篝火旁边，有的在擦枪，有的在磨刺刀，有的在写家信，写得歪歪扭扭的，写几个字就把笔停下来，抬头看着篝火发呆。有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兵蹲在帐篷后面，用刺刀在地上划拉，划一会儿，抹一把脸。沈砚之在他身后站了片刻，看清了地上刻的两个字：回家。
他转身走开了。
他知道这场仗意味着什么。泸州是川南的锁钥，打下泸州，就能打通川南水道，策应蔡锷的滇军主力北上。打不下泸州，护国军就会被困死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之间，袁氏的复辟王朝就多一分喘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是蔡锷的病已经拖不下去了。他在半个月前见过蔡锷一面，那个当年在云南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护国军总司令，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军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沈砚之要侧着耳朵才能听清，但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还是硬的。“松坡死不足惜，”蔡锷对他说，嘴唇泛着一层不正常的青紫色，“但帝制必须死。”
天还没亮，攻击的命令就下来了。护国军的号兵站在山坡上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刺破江雾，在泸州城外的山谷间回荡。第一波冲锋的部队是滇军的一个加强营，他们的目标是忠山正面。机枪声几乎在号声响起的同一瞬间炸开了，密集的弹雨从忠山的半山腰倾泻下来，在冲锋的队伍前面织成了一道火网。沈砚之透过望远镜看见，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旗手中弹了，军旗在泥浆里歪了一下，马上有第二个人冲上去捡起旗杆，跑出三步，也倒了，然后是第三个。一面军旗从泥浆里竖起来三次，倒了三次，最后竖起来的旗杆上糊满了泥和血，旗面被子弹撕成了破布条，在晨风里猎猎作响。
“赵保仁那边有动静吗？”沈砚之放下望远镜。
“还没有。”周子铭的脸色发白，“他要是食言了——”
“他不会。”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战场上，倒像是在分析一份案卷，“北洋军现在压着他打头阵，把他的川军摆在第一线当炮灰。他手下的人死了三成，曹锟的嫡系还在后面纹丝不动。赵保仁不傻，他知道再这么打下去，他的团就没了。在川军的逻辑里，有枪就是草头王，没了兵他什么都不是。”
又过了半个时辰，天色大亮，江雾渐渐散开。滇军已经在忠山正面打退了北洋军的两次反冲锋，双方在山腰上反复拉锯，伤亡都很大。就在这时，泸州城东门忽然打开了。不是被炸开的，是从里面推开的。城楼上那些穿着北洋军服的士兵忽然调转了枪口，对准了城内曹锟的卫队营房，紧接着东门城楼上竖起了一面旗——不是护国军的军旗，是川军的绿底青龙旗。
“他反了！”周子铭一拳砸在土坎上，泥浆溅了一脸，“赵保仁反了！”
沈砚之抽出配枪，从土坎后面站起来，对身后的传令兵吼了一声：“全军出击！目标——东门！”
护国军的总攻从东门的缺口处涌了进去。川军打开城门之后，城内的局势瞬间失控。北洋军腹背受敌，后院起火，阵脚大乱。曹锟的卫队旅试图从忠山撤退，却被滇军死死咬住退路，根本撤不下来。城里的巷战打了一天一夜，每一条街、每一座院子都在反复争夺。沈砚之带着一个营冲在最前面，在城隍庙门口和北洋军的一个连撞了个正着。距离太近了，近到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的恐惧。沈砚之抬手就是一枪，撂倒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军官，然后侧身避过一刺刀，刀锋擦着他的肋骨划过去，在他军装的侧面撕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棉花翻了出来，白花花的。
他没有躲。他是旅长，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所有人都可以蹲在掩体后面，他不能。他知道这一点。他身后的那些兵也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的身影从硝烟里冲出来的时候，那些疲惫到极点的士兵们又站了起来，端着枪跟着他往前冲。一个士兵冲得太靠前，被一枪撂倒了。他倒下的姿势很怪——不是那种直挺挺的倒，而是整个人忽然一软，腿先弯，然后腰弯，最后才是头，像一尊突然被抽掉了骨架的泥塑，整个人坍缩下去，趴在地上，两只手还保持着端枪的姿势，手指扣在扳机上，抠得紧紧的，死了都没松开。
打到第二天傍晚，泸州城里的枪声终于稀落下来。北洋军的残部退到了城北的码头上，想坐船逃走。沈砚之早就派了一个连绕到码头对岸，架起了机枪。北洋军的木船刚离岸，机枪就响了。子弹打在江面上，激起一排白色的水柱，木船一艘接一艘被打穿船底，江水灌进去，船身歪斜，船上的士兵扑通扑通往水里跳，江水湍急，跳下去的人还没来得及扑腾两下就被浪卷走了。
沈砚之站在码头上，看着最后一艘北洋军的船在江心沉下去。船沉得很慢，先是船头翘起来，然后船尾沉下去，最后整艘船竖着滑进了江水里，像一根被烧完的蜡烛插进了淤泥里。他忽然想起有人说过，长江是一条吃人的江，几千年了，它吃过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他对着江面，摘下帽子。不是为了那些淹死的北洋兵——他们是敌人，敌人不必哀悼。他是为了自己的那些兵，那些今天早上还活着，现在已经躺在城隍庙门口泥水里的年轻人。
打扫战场的时候，天又开始下雨。周子铭押着一个北洋军的俘虏走过来。俘虏是个中校，四十出头，脸上糊着泥和血，一只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但腰杆挺得很直，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带着一股子北洋嫡系特有的傲气。他被俘的时候还试图咬舌自尽，被身边的卫兵一把卡住了下巴，舌头上咬出了一道深口子，满嘴是血，但他还是一声不吭。
“曹锟呢？”沈砚之问。
中校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冷笑：“曹帅早就走了。你们以为你们赢了？曹帅是主动撤的，不是被打跑的。等他回去整顿了人马，会回来的。”
“他不会回来了。”沈砚之说。他的声音很平，不是轻蔑的那种平，而是陈述事实的那种平，像是老师在课堂上解答一道数学题，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袁世凯的皇帝梦碎了，北洋军内部自己会乱。冯国璋要争权，段祺瑞要争权，张作霖在关外虎视眈眈。曹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收复泸州，而是回北京抢位置。抢位置比打仗重要，你们的曹帅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你等着瞧，不出三个月，北洋内部就会自己打起来。”
中校愣了一下。他想反驳，但嘴唇动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因为他知道沈砚之说的是对的。
沈砚之让卫兵把中校带下去治伤，然后走进城隍庙，找了个稍微干爽的角落坐下来。庙里的神像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供桌上堆着沙袋和空弹壳，香炉倒在地上，香灰被靴子踩得满地都是。他靠在供桌腿上，闭上眼睛，把自己在这几天里积攒的所有疲惫全部倒了出来。身体很沉，重得像是被人用铆钉钉在了地砖上，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心里更沉。
泸州打下来了。蔡将军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应该高兴。但他高兴不起来。
他见过太多打了胜仗却最终输掉一切的先例。辛亥革命胜利了，袁世凯当了皇帝。护国战争打赢了，中国真的就太平了吗？他看着城隍庙门外还在下雨的夜空，想起了程振邦。程振邦比他大两岁，当兵比他早三年，是他见过的最不怕死的军官。程振邦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那天也是下雨，程振邦隔着车窗玻璃对他说了句话，隔着玻璃听不见，他看嘴型猜出来的——大概是“活着回来”。
他活着回来了。但带他活着回来的那个人，自己没能活着走到今天。
勤务兵端着一碗热粥走过来，蹲在他面前，把碗递到他手里。粥是百姓自发熬的，米粒不多，大多是米汤，但滚烫滚烫的，碗底还能捞出几粒红枣。沈砚之端着碗，没喝，看着粥面上倒映出来的自己——瘦了，颧骨凸出来了，眼眶凹下去了，胡子拉碴的，不像个三十五岁的壮年军官，倒像个五十岁的老兵。他低头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舌头疼，但那股热流顺着喉咙滑下去，让他的身体慢慢活了过来。
周子铭从庙门外进来，手里拎着一盏马灯，马灯的光在雨幕中晕成一团模糊的橘红色。他在沈砚之面前蹲下来，脸上的表情很怪，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悲伤，或者是两者都有。
“刚收到消息，”他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发布通电，正式取消帝制。”
沈砚之端着粥碗的手停在半空中。庙里忽然安静了，外面的枪声已经停了，雨声沙沙的，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跳了跳。他慢慢地把粥碗放在供桌上，站起来，走到庙门口，面对雨幕站了很久。雨水溅在他的脸上，冰凉的，把他积攒了三个月的疲惫一点一点浇醒。远处长江的涛声隐隐传来，低沉而固执，像大地深处的脉搏，咚咚咚，咚咚咚，一下一下地敲着。
他站在那里，没有笑，也没有哭。良久，他说了一句。声音不大，被雨声盖掉了一半，站在他身后的周子铭只勉强听清了前半句。
“松坡，皇帝死了。”
泸州的四月，雨是横着下的。
不是那种江南烟雨，绵密温柔，落在身上像妇人絮叨。川南的雨有一股子狠劲，斜刺里打过来，砸在脸上生疼，泥浆溅到膝盖上，洗都洗不掉。沈砚之蹲在泸州城南五里处的一道土坎后面，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在鼻尖上汇成一线，啪嗒啪嗒砸在膝盖上摊开的地图上。地图是五天前蔡锷派传令兵冒死送来的，上面标注着北洋军曹锟部三个旅的布防位置。传令兵送来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枪，血把地图的左上角染黑了一大块。沈砚之没有擦那块血迹，就那么带着血看，看了整整五个晚上。
“曹锟把张敬尧摆在正面，吴佩孚放在左翼，他自己的卫队旅藏在右翼。”参谋长周子铭趴在沈砚之旁边，压低声音说话，嘴里灌进去的雨水比吐出来的字还多，“正面是铜墙铁壁，左翼是块硬骨头，右翼看起来最弱——但那是曹锟的老底子，他最精锐的卫队旅就藏在右翼后面。谁打他右翼，谁就撞在他的刀尖上。”
沈砚之用指尖在地图上沿着长江划了一道线。泸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长江和沱江在这里汇合，城墙修在两条江夹出来的半岛上，易守难攻。北洋军占据了城外的制高点——忠山、宝山、月亮岩，三座山像三颗钉子楔在护国军前进的路线上。曹锟把指挥部设在忠山背后的一个叫做蓝田坝的小镇里，那里有一片茂密的竹林，挡住了护国军的所有侦察视线。
“蔡将军的部署呢？”沈砚之问。
“正面强攻。”周子铭把嘴里那口雨水咽下去，“滇军主力从正面打张敬尧，牵制住吴佩孚，然后——”
“然后指望我们从侧翼撕开口子。”沈砚之替他把话说完了。他把地图折起来，塞进怀里，胸口那块湿透的布料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倒是让脑子更清醒了些。正面强攻。四个字说起来轻巧，每一个字下面都是人命。滇军的兵是好兵，但好兵也是肉长的，肉长的就挡不住机枪。北洋军把马克沁机枪架在山腰上，俯射的角度刚刚好，子弹从山上往下打，一颗子弹能穿透两三个人的胸膛。三天前滇军发动了第一次总攻，冲上去一个团，退下来不到两个连。伤兵抬下来的时候，沈砚之在路边看见了——那些云南子弟的脸都还没长开，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嘴唇上连胡子都还没长硬，捂着肚子上的枪眼，瞪着眼睛看天，瞳孔里映着川南灰蒙蒙的雨幕，到死都没闭眼。
他蹲在土坎后面，把配枪从枪套里抽出来，拿一块破布慢慢擦着枪管上的水珠。这把枪跟了他五年，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四川，枪柄上刻着两个字——程振邦。每次擦枪，他的拇指都会不自觉地在那个名字上来回摩挲，好像这样就能从冰冷的金属里摩挲出一点活人的温度。
“给我接刘存厚。”他说。
周子铭愣了一下：“刘存厚？他是北洋那边的人。”
“他是川军。川军就是川军，不是北洋。”沈砚之把枪插回枪套，站起来，土坎上的泥浆滑下去一大块，露出底下被雨水泡烂的草根，“他在泸州城里有一个团，这个团现在归曹锟调遣，但刘存厚本人不在泸州——他在成都。他那个团长姓赵，叫赵保仁，是刘存厚的小舅子。赵保仁这个人，贪财，怕死，但讲义气。他跟着曹锟干，是因为曹锟给了他三船军火。如果我们能给他更多的东西，他未必不会倒戈。”
“给他什么？我们自己的军火都不够。”
“不给他军火。”沈砚之望着雨幕中泸州城灰蒙蒙的轮廓，“给他一句承诺——护国军打赢了，刘存厚还是四川督军。”
周子铭愣住了，片刻之后，他蹲在泥水里，仰头看着沈砚之，忽然觉得这个人脑子里装的东西跟他不一样。他不是在打仗，他是在下棋。棋盘是整个川南，棋子是人——活人、死人、敌人、朋友，都是棋子。包括他自己。
传令兵冒雨出发，带着沈砚之的亲笔信，换了一身老百姓的破棉袄，把信缝在棉袄的夹层里。他没有敬礼，没有喊报告，只是一个穿着破棉袄的年轻人，在雨幕中缩着脖子匆匆走向泸州城的方向。沈砚之站在土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里，心想：又一个。
赵保仁的回信是在第三天天黑之后送到的。信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毛边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字迹潦草，看得出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匆匆写就的。信上说，北洋军军纪败坏，城里的百姓怨声载道，他赵保仁是四川人，不愿意帮着外人祸害自己的乡党，愿与护国军里应外合，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护国军入城后不得清算川军；第二，护国军需保证刘存厚在四川的地位不动摇。
沈砚之看完信，把信递给周子铭。周子铭看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这第二条，蔡将军能答应吗？刘存厚在护国战争一开始可是站在袁世凯那边的，他现在观望，不代表他以后就不会反复。我们费了半天劲打下来的四川，还让他坐江山？”
“刘存厚是四川的地头蛇，护国军是外来的。没有地头蛇点头，外来的军队在四川站不住脚。”沈砚之把信收好，塞进怀里，和那张沾了血的地图放在一起，“至于以后——先把仗打完，再想以后的事。人活着才有以后。”
总攻的前一夜，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漏出来，照着泸州城外的江面，江水涨得浑黄，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和断木，向东流去，浪头拍在岸边的礁石上，溅起一人多高的水花。沈砚之没有睡。他在营地里走了一圈，看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篝火旁边，有的在擦枪，有的在磨刺刀，有的在写家信，写得歪歪扭扭的，写几个字就把笔停下来，抬头看着篝火发呆。有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兵蹲在帐篷后面，用刺刀在地上划拉，划一会儿，抹一把脸。沈砚之在他身后站了片刻，看清了地上刻的两个字：回家。
他转身走开了。
他知道这场仗意味着什么。泸州是川南的锁钥，打下泸州，就能打通川南水道，策应蔡锷的滇军主力北上。打不下泸州，护国军就会被困死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之间，袁氏的复辟王朝就多一分喘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是蔡锷的病已经拖不下去了。他在半个月前见过蔡锷一面，那个当年在云南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护国军总司令，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军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沈砚之要侧着耳朵才能听清，但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还是硬的。“松坡死不足惜，”蔡锷对他说，嘴唇泛着一层不正常的青紫色，“但帝制必须死。”
天还没亮，攻击的命令就下来了。护国军的号兵站在山坡上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刺破江雾，在泸州城外的山谷间回荡。第一波冲锋的部队是滇军的一个加强营，他们的目标是忠山正面。机枪声几乎在号声响起的同一瞬间炸开了，密集的弹雨从忠山的半山腰倾泻下来，在冲锋的队伍前面织成了一道火网。沈砚之透过望远镜看见，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旗手中弹了，军旗在泥浆里歪了一下，马上有第二个人冲上去捡起旗杆，跑出三步，也倒了，然后是第三个。一面军旗从泥浆里竖起来三次，倒了三次，最后竖起来的旗杆上糊满了泥和血，旗面被子弹撕成了破布条，在晨风里猎猎作响。
“赵保仁那边有动静吗？”沈砚之放下望远镜。
“还没有。”周子铭的脸色发白，“他要是食言了——”
“他不会。”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战场上，倒像是在分析一份案卷，“北洋军现在压着他打头阵，把他的川军摆在第一线当炮灰。他手下的人死了三成，曹锟的嫡系还在后面纹丝不动。赵保仁不傻，他知道再这么打下去，他的团就没了。在川军的逻辑里，有枪就是草头王，没了兵他什么都不是。”
又过了半个时辰，天色大亮，江雾渐渐散开。滇军已经在忠山正面打退了北洋军的两次反冲锋，双方在山腰上反复拉锯，伤亡都很大。就在这时，泸州城东门忽然打开了。不是被炸开的，是从里面推开的。城楼上那些穿着北洋军服的士兵忽然调转了枪口，对准了城内曹锟的卫队营房，紧接着东门城楼上竖起了一面旗——不是护国军的军旗，是川军的绿底青龙旗。
“他反了！”周子铭一拳砸在土坎上，泥浆溅了一脸，“赵保仁反了！”
沈砚之抽出配枪，从土坎后面站起来，对身后的传令兵吼了一声：“全军出击！目标——东门！”
护国军的总攻从东门的缺口处涌了进去。川军打开城门之后，城内的局势瞬间失控。北洋军腹背受敌，后院起火，阵脚大乱。曹锟的卫队旅试图从忠山撤退，却被滇军死死咬住退路，根本撤不下来。城里的巷战打了一天一夜，每一条街、每一座院子都在反复争夺。沈砚之带着一个营冲在最前面，在城隍庙门口和北洋军的一个连撞了个正着。距离太近了，近到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的恐惧。沈砚之抬手就是一枪，撂倒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军官，然后侧身避过一刺刀，刀锋擦着他的肋骨划过去，在他军装的侧面撕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棉花翻了出来，白花花的。
他没有躲。他是旅长，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所有人都可以蹲在掩体后面，他不能。他知道这一点。他身后的那些兵也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的身影从硝烟里冲出来的时候，那些疲惫到极点的士兵们又站了起来，端着枪跟着他往前冲。一个士兵冲得太靠前，被一枪撂倒了。他倒下的姿势很怪——不是那种直挺挺的倒，而是整个人忽然一软，腿先弯，然后腰弯，最后才是头，像一尊突然被抽掉了骨架的泥塑，整个人坍缩下去，趴在地上，两只手还保持着端枪的姿势，手指扣在扳机上，抠得紧紧的，死了都没松开。
打到第二天傍晚，泸州城里的枪声终于稀落下来。北洋军的残部退到了城北的码头上，想坐船逃走。沈砚之早就派了一个连绕到码头对岸，架起了机枪。北洋军的木船刚离岸，机枪就响了。子弹打在江面上，激起一排白色的水柱，木船一艘接一艘被打穿船底，江水灌进去，船身歪斜，船上的士兵扑通扑通往水里跳，江水湍急，跳下去的人还没来得及扑腾两下就被浪卷走了。
沈砚之站在码头上，看着最后一艘北洋军的船在江心沉下去。船沉得很慢，先是船头翘起来，然后船尾沉下去，最后整艘船竖着滑进了江水里，像一根被烧完的蜡烛插进了淤泥里。他忽然想起有人说过，长江是一条吃人的江，几千年了，它吃过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他对着江面，摘下帽子。不是为了那些淹死的北洋兵——他们是敌人，敌人不必哀悼。他是为了自己的那些兵，那些今天早上还活着，现在已经躺在城隍庙门口泥水里的年轻人。
打扫战场的时候，天又开始下雨。周子铭押着一个北洋军的俘虏走过来。俘虏是个中校，四十出头，脸上糊着泥和血，一只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但腰杆挺得很直，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带着一股子北洋嫡系特有的傲气。他被俘的时候还试图咬舌自尽，被身边的卫兵一把卡住了下巴，舌头上咬出了一道深口子，满嘴是血，但他还是一声不吭。
“曹锟呢？”沈砚之问。
中校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冷笑：“曹帅早就走了。你们以为你们赢了？曹帅是主动撤的，不是被打跑的。等他回去整顿了人马，会回来的。”
“他不会回来了。”沈砚之说。他的声音很平，不是轻蔑的那种平，而是陈述事实的那种平，像是老师在课堂上解答一道数学题，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袁世凯的皇帝梦碎了，北洋军内部自己会乱。冯国璋要争权，段祺瑞要争权，张作霖在关外虎视眈眈。曹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收复泸州，而是回北京抢位置。抢位置比打仗重要，你们的曹帅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你等着瞧，不出三个月，北洋内部就会自己打起来。”
中校愣了一下。他想反驳，但嘴唇动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因为他知道沈砚之说的是对的。
沈砚之让卫兵把中校带下去治伤，然后走进城隍庙，找了个稍微干爽的角落坐下来。庙里的神像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供桌上堆着沙袋和空弹壳，香炉倒在地上，香灰被靴子踩得满地都是。他靠在供桌腿上，闭上眼睛，把自己在这几天里积攒的所有疲惫全部倒了出来。身体很沉，重得像是被人用铆钉钉在了地砖上，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心里更沉。
泸州打下来了。蔡将军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应该高兴。但他高兴不起来。
他见过太多打了胜仗却最终输掉一切的先例。辛亥革命胜利了，袁世凯当了皇帝。护国战争打赢了，中国真的就太平了吗？他看着城隍庙门外还在下雨的夜空，想起了程振邦。程振邦比他大两岁，当兵比他早三年，是他见过的最不怕死的军官。程振邦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那天也是下雨，程振邦隔着车窗玻璃对他说了句话，隔着玻璃听不见，他看嘴型猜出来的——大概是“活着回来”。
他活着回来了。但带他活着回来的那个人，自己没能活着走到今天。
勤务兵端着一碗热粥走过来，蹲在他面前，把碗递到他手里。粥是百姓自发熬的，米粒不多，大多是米汤，但滚烫滚烫的，碗底还能捞出几粒红枣。沈砚之端着碗，没喝，看着粥面上倒映出来的自己——瘦了，颧骨凸出来了，眼眶凹下去了，胡子拉碴的，不像个三十五岁的壮年军官，倒像个五十岁的老兵。他低头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舌头疼，但那股热流顺着喉咙滑下去，让他的身体慢慢活了过来。
周子铭从庙门外进来，手里拎着一盏马灯，马灯的光在雨幕中晕成一团模糊的橘红色。他在沈砚之面前蹲下来，脸上的表情很怪，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悲伤，或者是两者都有。
“刚收到消息，”他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发布通电，正式取消帝制。”
沈砚之端着粥碗的手停在半空中。庙里忽然安静了，外面的枪声已经停了，雨声沙沙的，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跳了跳。他慢慢地把粥碗放在供桌上，站起来，走到庙门口，面对雨幕站了很久。雨水溅在他的脸上，冰凉的，把他积攒了三个月的疲惫一点一点浇醒。远处长江的涛声隐隐传来，低沉而固执，像大地深处的脉搏，咚咚咚，咚咚咚，一下一下地敲着。
他站在那里，没有笑，也没有哭。良久，他说了一句。声音不大，被雨声盖掉了一半，站在他身后的周子铭只勉强听清了前半句。
“松坡，皇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