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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关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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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脉学社的前院讲堂里，一堂课刚刚开始。
这堂课和平时不一样。
平时沈默的策论课是在大讲堂里上的，几十个学生挤在一起，窗户大开，门口时不时还有人扒着听。
但今天不行。
今天这堂课被沈默专门挪到了后院最里面的一间小屋。
屋子不大，只摆得下十几张椅子。
能进这间屋子的学生只有十三个人。
王之左、孙应原、赵鹤年在里面。
另外十个人是沈默从正脉学社两百多个学生里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挑人的标准只有一个，策论课上的发言，有没有脑子。
沈默站在屋子最前面，面前没有黑板，只有一张方桌。
“诸位。”
“今天这堂课，和策论有关系，但不是策论课。”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治乱。”
治乱两个字一出口，十三个人里有至少八个人的表情变了。
王之左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窗户关没关。
孙应原把笔放下了。
赵鹤年喉结滚了一下。
“你们慌什么？”
沈默笑了一声：“我还没开始讲呢。”
“先生……”
王之左试探着开口道：
“我朝大体，治乱之事，似乎……似乎不是我们这些秀才该议论的。”
“是吗？那你觉得是谁该议论的？”
“自然是……朝中诸公。”
“朝中诸公。”
“那你告诉我，朝中诸公是怎么讨论治乱的？”
王之左答不上来。
“我告诉你们。朝中诸公讨论治乱的方式，就是把奏疏写得花团锦簇，引一堆圣贤的话，然后说伏望圣裁。”
“伏望圣裁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皮球踢给皇上。”
“皇上看了奏疏，说知道了。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讲堂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压抑着的笑声。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不讲圣贤的话，不讲伏望圣裁，不讲知道了。”
“我们讲一讲，一个大明朝的知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
他拿起炭笔，在白纸上写下三个字：户、刑、漕。
“一个县，三件事。收税、断案、运粮。这三件事做好了，这个县就稳了。做不好，天下就乱。”
他写完之后，看向众人。
“第一件事，收税。谁来说说，大明的田赋是怎么收的？”
孙应原举手：“先生，鱼鳞图册。”
沈默点点头：
“鱼鳞图册。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年编的，到现在快两百年了。”
“这两百年里，有些田被水冲了，有些田被沙埋了，有些田的主人换了十几家，名字却还是洪武年的那个名字。”
“所以鱼鳞图册上的田，有一半是不准的。田不准，税就不准。税不准，老百姓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说，一个知县到了任，是照着鱼鳞图册收税，还是自己重新丈量？”
十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没人敢先开口。
“我来替你们答。”
沈默把炭笔放下：
“照旧册收，县里安稳，但百姓苦。”
“重新丈量，百姓高兴，但县里的豪绅会把这个知县告到府里、省里、京里。”
“所以大多数知县选的是第一条路。先收三年税，攒够了钱，升了官，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下一任。”
“这就是治乱的第一件事。”
他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但如果有一个人，他选了第二条路，他要怎么办？”
依旧是沉默。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
“第一步，你得先把田册和税册拿到手。”
“第二步，你得在全县放榜，让各村里长带着田主重新报田。”
“第三步，你得派人抽查。”
“第四步，你得把豪绅请到县衙，当着他们的面说，我也不是要为难你们，但皇粮国税总要有个准数。”
“但这只是开始。真正的难处在后面，你怎么让收上来的银子不被胥吏吞掉？”
他讲到这里，王之左的眼睛亮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管胥吏？”
“对。大明朝的胥吏，没有俸禄。”
这话一出，连赵鹤年都愣住了。
“没有俸禄？那他们吃什么？”
“你问到点子上了。他们没有俸禄，但他们能活。他们怎么活的？”
“你家的税粮运到县仓，仓吏说你家的粮食掺了沙，要扣三成。这三成扣下来，就变成了仓吏的米。”
“你去衙门打官司，书吏说你的状纸格式不对，要重写。重写得另花钱。”
“你交了税，吏目给你开收据，说纸墨钱另算。”
“这就叫常例。不是朝廷规定的，但你不给不行。”
“一个县，大大小小的胥吏几十上百人，每人每年从百姓身上刮一点，加起来是多少？不比正税少。”
“但胥吏也是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朝廷不给钱，他们不刮百姓，就得饿死。”
沈默的声音沉下来。
“所以治乱的根本，不在百姓，不在豪绅，甚至不在知县。在制度。”
“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屋子里静得落发可闻。
赵鹤年忽然站起来，鞠了一躬：
“先生，学生有一事想请教。”
“说。”
“先生方才说，制度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那请问先生，如果有人作了恶反而活得更好，这个制度，该不该改？”
沈默看着他。
这个年轻人比上次有进步了。
“该改。”
“怎么改？”
“从算账开始。”
沈默拿起炭笔，又在那张纸上画了起来。
“你们记住，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一个书坊没有本质区别。”
“收多少，支多少，存多少，欠多少。”
“把这四笔账算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户部每年收税折银四百万两上下。这四百万两怎么花的？”
“边饷占一半，官员俸禄占两成，其余是宫殿修缮、祭祀、典礼、宗室禄米等等。”
“但这些数字，都是账面上的。”
“实际的账，没人算过。”
“如果有一个真正会算账的人，能把大明朝从洪武元年到嘉靖四十年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处亏空都算清楚，那他就能找出这个国家病在哪里。”
“找出了病在哪里，才能开药方。”
他放下炭笔。
“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之后，每个人回去写一篇策论。”
“题目是……”
他顿了顿。
“《论县治》。”
“写清楚三件事：第一，你上任之后先干什么。第二，你怎么对付胥吏。第三，你县里的田赋怎么定。”
“三天后交。”
门外，一个人已经站了很久。
他看起来像是个三十来岁的读书人，气质不算出众，但身形极为挺拔，站在廊下纹丝不动。
他面前站着一个助理讲师，正涨红了脸拦着他。
“这位先生，这堂课不对外……”
助理讲师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不想打扰到屋里的讲课。
“我知道。”
“我不是来听课的。”
“那您是？”
“找人。”
“找谁？”
男子没有回答，而是往旁边退了一步，站在了廊柱后面。
这个位置，屋里的人出来看不到他，但他能看到每一个出来的人。
助理讲师还想说什么，男子从袖中掏出一块腰牌，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助理讲师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敢再说。
课散了。
十三个学生陆续从小屋里走出来。
王之左和孙应原边走边争论着什么，赵鹤年落在最后，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
沈默最后一个走出来。
他刚跨出门槛，就看见廊柱后面转出来一个陌生男子。
男子站在他面前，打量了他一眼。
“沈先生？”
沈默站住了。
这个人是陌生的，但对方的态度告诉他，这不是普通人。
“是我。请问您是？”
“可否借一步说话？”
沈默带他走进了后院另一间小屋。
关上门。
两把椅子，一张桌子。
男子没有坐，而是从袖中掏出一封书信，放在桌上。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盖了一枚小印。
沈默低头看了一眼。
印文是四个篆字。
裕府长史。
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裕王。
而裕王府的长史……是裕王身边最核心的属官。
“沈先生不必惊慌。”
男子的语气很平淡：“鄙人姓陈，忝居裕王府长史之职。今日冒昧来访，只为了一件事。”
“什么事？”
“刚才我在门外听了先生的课。”
沈默沉默了一瞬。
关着门讲课，就是为了防备这种局面。
结果还是被人听去了。
但听去的人是裕王府的人，这个事实本身比课的内容更值得注意。
“陈长史有何指教？”
“不敢说指教。”
“我只想问沈先生一个问题。”
“请。”
“先生方才在课上讲的那番话，是先生自己想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
沈默看着他的眼睛。
“自己想的。”
“先生今年贵庚？”
“二十有一。”
陈长史沉默了一会儿：
“二十一岁的人，看国事能看到这个份上，是我生平仅见。”
“陈长史过奖了。”
沈默淡淡地说：“我只是在书坊看了几年邸报。”
“邸报。”
陈长史忽然笑了一声：“我在裕王府看了十年邸报，也没看出这些东西来。”
“沈先生，邸报上可不会写胥吏的常例是多少银子，也不会写边饷的缺口有多大，更不会写鱼鳞图册为什么烂了两百年没人重新丈量。”
“先生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从邸报上看来的。”
沈默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微妙。
“不过。我没有打听先生来历的意思。”
他顿了顿，说道：
“我今天来，是奉了我家殿下的意思。”
“裕王殿下可知道……”
“知道。青藤山人。”
四个字轻飘飘地落下来，沈默却觉得头顶的瓦片都要被掀开了。
但他脸上没有表情。
“陈长史说笑了。青藤山人是顺天解元方子文，与我何干？”
“沈先生。裕王府的消息渠道虽然不如锦衣卫和东厂，但也不是瞎子。”
“方子文是方子文，青藤山人是青藤山人。方解元文章好，但他写不出《八股破题三十法》。那本书里的东西，非深谙八股拆解之道者不能为。”
“而方解元在正脉学社讲的课、写的文章，和《时文正脉》的笔法，不是一个路数。”
“倒是先生，在下冒昧，在正脉学社门口听了几次课。先生讲课的思维方式，和《时文正脉》的拆解思路，如出一辙。”
沈默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忽然笑了。
“陈长史，您这是在套我的话。”
“不是套话。殿下只是让我来问先生一件事。”
“什么事？”
“先生愿不愿意到裕王府来讲课？”
沈默的笑容收住了。
“讲课的内容是什么？”
“和今天一样。治乱之道。”
“殿下想听这个？”
“殿下每天都想听。只是没人能讲。”
正脉学社的前院讲堂里，一堂课刚刚开始。
这堂课和平时不一样。
平时沈默的策论课是在大讲堂里上的，几十个学生挤在一起，窗户大开，门口时不时还有人扒着听。
但今天不行。
今天这堂课被沈默专门挪到了后院最里面的一间小屋。
屋子不大，只摆得下十几张椅子。
能进这间屋子的学生只有十三个人。
王之左、孙应原、赵鹤年在里面。
另外十个人是沈默从正脉学社两百多个学生里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挑人的标准只有一个，策论课上的发言，有没有脑子。
沈默站在屋子最前面，面前没有黑板，只有一张方桌。
“诸位。”
“今天这堂课，和策论有关系，但不是策论课。”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治乱。”
治乱两个字一出口，十三个人里有至少八个人的表情变了。
王之左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窗户关没关。
孙应原把笔放下了。
赵鹤年喉结滚了一下。
“你们慌什么？”
沈默笑了一声：“我还没开始讲呢。”
“先生……”
王之左试探着开口道：
“我朝大体，治乱之事，似乎……似乎不是我们这些秀才该议论的。”
“是吗？那你觉得是谁该议论的？”
“自然是……朝中诸公。”
“朝中诸公。”
“那你告诉我，朝中诸公是怎么讨论治乱的？”
王之左答不上来。
“我告诉你们。朝中诸公讨论治乱的方式，就是把奏疏写得花团锦簇，引一堆圣贤的话，然后说伏望圣裁。”
“伏望圣裁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皮球踢给皇上。”
“皇上看了奏疏，说知道了。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讲堂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压抑着的笑声。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不讲圣贤的话，不讲伏望圣裁，不讲知道了。”
“我们讲一讲，一个大明朝的知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
他拿起炭笔，在白纸上写下三个字：户、刑、漕。
“一个县，三件事。收税、断案、运粮。这三件事做好了，这个县就稳了。做不好，天下就乱。”
他写完之后，看向众人。
“第一件事，收税。谁来说说，大明的田赋是怎么收的？”
孙应原举手：“先生，鱼鳞图册。”
沈默点点头：
“鱼鳞图册。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年编的，到现在快两百年了。”
“这两百年里，有些田被水冲了，有些田被沙埋了，有些田的主人换了十几家，名字却还是洪武年的那个名字。”
“所以鱼鳞图册上的田，有一半是不准的。田不准，税就不准。税不准，老百姓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说，一个知县到了任，是照着鱼鳞图册收税，还是自己重新丈量？”
十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没人敢先开口。
“我来替你们答。”
沈默把炭笔放下：
“照旧册收，县里安稳，但百姓苦。”
“重新丈量，百姓高兴，但县里的豪绅会把这个知县告到府里、省里、京里。”
“所以大多数知县选的是第一条路。先收三年税，攒够了钱，升了官，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下一任。”
“这就是治乱的第一件事。”
他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但如果有一个人，他选了第二条路，他要怎么办？”
依旧是沉默。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
“第一步，你得先把田册和税册拿到手。”
“第二步，你得在全县放榜，让各村里长带着田主重新报田。”
“第三步，你得派人抽查。”
“第四步，你得把豪绅请到县衙，当着他们的面说，我也不是要为难你们，但皇粮国税总要有个准数。”
“但这只是开始。真正的难处在后面，你怎么让收上来的银子不被胥吏吞掉？”
他讲到这里，王之左的眼睛亮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管胥吏？”
“对。大明朝的胥吏，没有俸禄。”
这话一出，连赵鹤年都愣住了。
“没有俸禄？那他们吃什么？”
“你问到点子上了。他们没有俸禄，但他们能活。他们怎么活的？”
“你家的税粮运到县仓，仓吏说你家的粮食掺了沙，要扣三成。这三成扣下来，就变成了仓吏的米。”
“你去衙门打官司，书吏说你的状纸格式不对，要重写。重写得另花钱。”
“你交了税，吏目给你开收据，说纸墨钱另算。”
“这就叫常例。不是朝廷规定的，但你不给不行。”
“一个县，大大小小的胥吏几十上百人，每人每年从百姓身上刮一点，加起来是多少？不比正税少。”
“但胥吏也是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朝廷不给钱，他们不刮百姓，就得饿死。”
沈默的声音沉下来。
“所以治乱的根本，不在百姓，不在豪绅，甚至不在知县。在制度。”
“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屋子里静得落发可闻。
赵鹤年忽然站起来，鞠了一躬：
“先生，学生有一事想请教。”
“说。”
“先生方才说，制度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那请问先生，如果有人作了恶反而活得更好，这个制度，该不该改？”
沈默看着他。
这个年轻人比上次有进步了。
“该改。”
“怎么改？”
“从算账开始。”
沈默拿起炭笔，又在那张纸上画了起来。
“你们记住，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一个书坊没有本质区别。”
“收多少，支多少，存多少，欠多少。”
“把这四笔账算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户部每年收税折银四百万两上下。这四百万两怎么花的？”
“边饷占一半，官员俸禄占两成，其余是宫殿修缮、祭祀、典礼、宗室禄米等等。”
“但这些数字，都是账面上的。”
“实际的账，没人算过。”
“如果有一个真正会算账的人，能把大明朝从洪武元年到嘉靖四十年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处亏空都算清楚，那他就能找出这个国家病在哪里。”
“找出了病在哪里，才能开药方。”
他放下炭笔。
“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之后，每个人回去写一篇策论。”
“题目是……”
他顿了顿。
“《论县治》。”
“写清楚三件事：第一，你上任之后先干什么。第二，你怎么对付胥吏。第三，你县里的田赋怎么定。”
“三天后交。”
门外，一个人已经站了很久。
他看起来像是个三十来岁的读书人，气质不算出众，但身形极为挺拔，站在廊下纹丝不动。
他面前站着一个助理讲师，正涨红了脸拦着他。
“这位先生，这堂课不对外……”
助理讲师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不想打扰到屋里的讲课。
“我知道。”
“我不是来听课的。”
“那您是？”
“找人。”
“找谁？”
男子没有回答，而是往旁边退了一步，站在了廊柱后面。
这个位置，屋里的人出来看不到他，但他能看到每一个出来的人。
助理讲师还想说什么，男子从袖中掏出一块腰牌，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助理讲师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敢再说。
课散了。
十三个学生陆续从小屋里走出来。
王之左和孙应原边走边争论着什么，赵鹤年落在最后，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
沈默最后一个走出来。
他刚跨出门槛，就看见廊柱后面转出来一个陌生男子。
男子站在他面前，打量了他一眼。
“沈先生？”
沈默站住了。
这个人是陌生的，但对方的态度告诉他，这不是普通人。
“是我。请问您是？”
“可否借一步说话？”
沈默带他走进了后院另一间小屋。
关上门。
两把椅子，一张桌子。
男子没有坐，而是从袖中掏出一封书信，放在桌上。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盖了一枚小印。
沈默低头看了一眼。
印文是四个篆字。
裕府长史。
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裕王。
而裕王府的长史……是裕王身边最核心的属官。
“沈先生不必惊慌。”
男子的语气很平淡：“鄙人姓陈，忝居裕王府长史之职。今日冒昧来访，只为了一件事。”
“什么事？”
“刚才我在门外听了先生的课。”
沈默沉默了一瞬。
关着门讲课，就是为了防备这种局面。
结果还是被人听去了。
但听去的人是裕王府的人，这个事实本身比课的内容更值得注意。
“陈长史有何指教？”
“不敢说指教。”
“我只想问沈先生一个问题。”
“请。”
“先生方才在课上讲的那番话，是先生自己想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
沈默看着他的眼睛。
“自己想的。”
“先生今年贵庚？”
“二十有一。”
陈长史沉默了一会儿：
“二十一岁的人，看国事能看到这个份上，是我生平仅见。”
“陈长史过奖了。”
沈默淡淡地说：“我只是在书坊看了几年邸报。”
“邸报。”
陈长史忽然笑了一声：“我在裕王府看了十年邸报，也没看出这些东西来。”
“沈先生，邸报上可不会写胥吏的常例是多少银子，也不会写边饷的缺口有多大，更不会写鱼鳞图册为什么烂了两百年没人重新丈量。”
“先生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从邸报上看来的。”
沈默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微妙。
“不过。我没有打听先生来历的意思。”
他顿了顿，说道：
“我今天来，是奉了我家殿下的意思。”
“裕王殿下可知道……”
“知道。青藤山人。”
四个字轻飘飘地落下来，沈默却觉得头顶的瓦片都要被掀开了。
但他脸上没有表情。
“陈长史说笑了。青藤山人是顺天解元方子文，与我何干？”
“沈先生。裕王府的消息渠道虽然不如锦衣卫和东厂，但也不是瞎子。”
“方子文是方子文，青藤山人是青藤山人。方解元文章好，但他写不出《八股破题三十法》。那本书里的东西，非深谙八股拆解之道者不能为。”
“而方解元在正脉学社讲的课、写的文章，和《时文正脉》的笔法，不是一个路数。”
“倒是先生，在下冒昧，在正脉学社门口听了几次课。先生讲课的思维方式，和《时文正脉》的拆解思路，如出一辙。”
沈默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忽然笑了。
“陈长史，您这是在套我的话。”
“不是套话。殿下只是让我来问先生一件事。”
“什么事？”
“先生愿不愿意到裕王府来讲课？”
沈默的笑容收住了。
“讲课的内容是什么？”
“和今天一样。治乱之道。”
“殿下想听这个？”
“殿下每天都想听。只是没人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