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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劳改犯们的玩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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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队有些刑事犯所谓的“亡命徒”，实际上是假的，借此唬别的犯人，欺侮别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而我的这次行凶证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时放出话：“我上无老、下无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没打算活出去，我不会找别人的麻烦，谁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烦，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从这件事以后，没有哪个犯人敢随便找我的麻烦。 这年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稻谷上有芒和和皮怎么吃？犯人有办法。从稻穗上撸下稻粒来，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只要在嘴里细细的嚼，把稻壳嚼的像面粉一样细，咽下去就不会得阑尾炎。我也像其他犯人一样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在脱谷时不少犯人用一个象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好了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就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让犯人解开棉袄、裤腰带检查。这你还能藏得住吗？都检查出来了。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外，还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他是山东人，部队转业的，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到“现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对“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厉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权的话，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了，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这还不算，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也不能白白让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过是一死。
于是我便偷偷预备好了一根镐把，藏在了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因为每天晚上犯人吃过晚饭还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像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唸唸报纸，而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我想等他走时我就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后我就扑电网。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六三年以后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的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这种事儿是一个福建人告诉我的，那小子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结果他把一名干部杀了，临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最后是被绑在汽车上开宣判大会后拉出去枪毙的，实际上枪毙前他已经被折磨死了，不过是通过开宣判大会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罢了）。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一连等了他三个晚上，姓鞠的没来，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心想我已经是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第一次差点掉进乌拉草甸子里淹死，第二次行凶打郝志祥，差点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没命了，这一次又这样过去了，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从此以后我就老实了，虽然我仍不认罪，可尽量避免与干部正面顶撞。这一想法我从来没有敢向任何人暴露过，如果当时让管教干部知道了我有这个思想，非枪毙不可。
有不少策划逃跑的犯人，还没有付诸行动，被干部知道后都加了刑，有的像钟殿馨、李学谦、王海州、刘全忠等人策划逃跑，没等付诸行动都给枪毙了，何况是企图杀干部呢！今天我把当年的这一想法写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决心咬牙活下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罢了。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我国从一九五九年起进入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直到一九六一年底。稍微有一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样大的面积上，每年局部地区都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毫不奇怪，但是要说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连续三年都发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正如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讲的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的人还多！几千万人呵，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无人负责！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百姓把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肿病，社会上尚且如此，劳改队犯人的日子能好过吗？从五九年的上半年，社会上的老百姓就开始挨饿了，兴凯湖农场晚了半年多，严格的定量是从这年的秋季开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三十斤，根据每个犯人的劳动表现分为若干等级，少数身强力壮能干活的犯人和犯人大组长（牢头）能吃到四十二斤，老弱病残犯人吃十八到二十四斤。安理说，平均三十斤粮食可以了，不至于饿死人，实则不然，请别忘记，犯人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强体力劳动，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时，不少犯人就藉着打田埂的机会挖野菜根吃。有两种野菜根吃起来是甜的，很好吃，一种是野胡萝卜，另一种是野芹菜。可偏偏有两种有剧毒的草根与这两种菜根十分相似，吃起来也是甜的，一种叫狼毒，跟野胡萝卜十分相似，另一种是走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这两种植物在中药书里都有记载。这两种东西吃了以后，如果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必死无异。犯人干活的地方最近离监舍也有四、五里路，远的地方离监舍一、二十里，就是马上有人跑回监舍去找犯医也来不及。这年春天光四分场就有十三个犯人因误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个叫连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误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没等将犯医找来，他就死了，死时满脸青紫，面目吓人极了。我现在记得因误食狼毒或走马芹而被毒死的犯人，除连喜子外还有杨贵、马明华、李亦彬，这四人都是我所在的一中队的犯人，其余的都是别的中队的，我叫不上名字来。
现在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一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犯人都饿的干不了活了怎么行呢？有个叫李义山的犯人就说，不如给我几天饱饭吃，枪毙了算了。
劳改队有些刑事犯所谓的“亡命徒”，实际上是假的，借此唬别的犯人，欺侮别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而我的这次行凶证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时放出话：“我上无老、下无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没打算活出去，我不会找别人的麻烦，谁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烦，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从这件事以后，没有哪个犯人敢随便找我的麻烦。 这年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稻谷上有芒和和皮怎么吃？犯人有办法。从稻穗上撸下稻粒来，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只要在嘴里细细的嚼，把稻壳嚼的像面粉一样细，咽下去就不会得阑尾炎。我也像其他犯人一样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在脱谷时不少犯人用一个象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好了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就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让犯人解开棉袄、裤腰带检查。这你还能藏得住吗？都检查出来了。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外，还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他是山东人，部队转业的，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到“现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对“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厉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权的话，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了，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这还不算，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也不能白白让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过是一死。
于是我便偷偷预备好了一根镐把，藏在了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因为每天晚上犯人吃过晚饭还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像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唸唸报纸，而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我想等他走时我就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后我就扑电网。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六三年以后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的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这种事儿是一个福建人告诉我的，那小子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结果他把一名干部杀了，临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最后是被绑在汽车上开宣判大会后拉出去枪毙的，实际上枪毙前他已经被折磨死了，不过是通过开宣判大会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罢了）。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一连等了他三个晚上，姓鞠的没来，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心想我已经是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第一次差点掉进乌拉草甸子里淹死，第二次行凶打郝志祥，差点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没命了，这一次又这样过去了，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从此以后我就老实了，虽然我仍不认罪，可尽量避免与干部正面顶撞。这一想法我从来没有敢向任何人暴露过，如果当时让管教干部知道了我有这个思想，非枪毙不可。
有不少策划逃跑的犯人，还没有付诸行动，被干部知道后都加了刑，有的像钟殿馨、李学谦、王海州、刘全忠等人策划逃跑，没等付诸行动都给枪毙了，何况是企图杀干部呢！今天我把当年的这一想法写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决心咬牙活下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罢了。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我国从一九五九年起进入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直到一九六一年底。稍微有一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样大的面积上，每年局部地区都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毫不奇怪，但是要说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连续三年都发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正如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讲的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的人还多！几千万人呵，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无人负责！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百姓把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肿病，社会上尚且如此，劳改队犯人的日子能好过吗？从五九年的上半年，社会上的老百姓就开始挨饿了，兴凯湖农场晚了半年多，严格的定量是从这年的秋季开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三十斤，根据每个犯人的劳动表现分为若干等级，少数身强力壮能干活的犯人和犯人大组长（牢头）能吃到四十二斤，老弱病残犯人吃十八到二十四斤。安理说，平均三十斤粮食可以了，不至于饿死人，实则不然，请别忘记，犯人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强体力劳动，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时，不少犯人就藉着打田埂的机会挖野菜根吃。有两种野菜根吃起来是甜的，很好吃，一种是野胡萝卜，另一种是野芹菜。可偏偏有两种有剧毒的草根与这两种菜根十分相似，吃起来也是甜的，一种叫狼毒，跟野胡萝卜十分相似，另一种是走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这两种植物在中药书里都有记载。这两种东西吃了以后，如果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必死无异。犯人干活的地方最近离监舍也有四、五里路，远的地方离监舍一、二十里，就是马上有人跑回监舍去找犯医也来不及。这年春天光四分场就有十三个犯人因误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个叫连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误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没等将犯医找来，他就死了，死时满脸青紫，面目吓人极了。我现在记得因误食狼毒或走马芹而被毒死的犯人，除连喜子外还有杨贵、马明华、李亦彬，这四人都是我所在的一中队的犯人，其余的都是别的中队的，我叫不上名字来。
现在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一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犯人都饿的干不了活了怎么行呢？有个叫李义山的犯人就说，不如给我几天饱饭吃，枪毙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