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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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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我知道，游击训练班的时候，我给他们上过电台使用课！后来怎么样？南霸天跑了吗？”
韩侨说道：“那还用问，乱枪打死！由于经常枪毙犯人，因此我和李志坚的情绪都低落到了极点，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年纪青青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水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的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所谓“自己人”就是那些国家干部、军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家伙。毛泽东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内部犯罪”。在劳改队里，这些家伙实际上成了犯人中的贵族）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
我说道：“真想不到，你小子在劳改农场吃了这么多苦？”
韩侨说道：“这他妈算个屁？最难受是饿啊！我们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阿！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十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过去。
在北京监狱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孙得高的犯人，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响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他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七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你想，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犯人当中又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看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 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四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他虽然被加刑到“死缓”，但我估计用不了十年他就会被释放的，因为他毕竟属于“自己人”。出来后，那些刑事犯可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我说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我知道，游击训练班的时候，我给他们上过电台使用课！后来怎么样？南霸天跑了吗？”
韩侨说道：“那还用问，乱枪打死！由于经常枪毙犯人，因此我和李志坚的情绪都低落到了极点，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年纪青青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水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的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所谓“自己人”就是那些国家干部、军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家伙。毛泽东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内部犯罪”。在劳改队里，这些家伙实际上成了犯人中的贵族）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
我说道：“真想不到，你小子在劳改农场吃了这么多苦？”
韩侨说道：“这他妈算个屁？最难受是饿啊！我们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阿！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十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过去。
在北京监狱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孙得高的犯人，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响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他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七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你想，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犯人当中又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看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 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四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他虽然被加刑到“死缓”，但我估计用不了十年他就会被释放的，因为他毕竟属于“自己人”。出来后，那些刑事犯可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