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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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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沧海，1920年8月出生于广东花县，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从六岁的时候开始，我就不停的被卖掉，我最后一次是被卖到广西的百色。
我对六岁以前的记忆十分的模糊，只是依稀的记得母亲是个小脚的女人，我还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在我家的旁边有个很大的祠堂，其它的就一概都记不起来了。
1928年的夏天，我被卖给了广西百色的一个中等人家做儿子，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了八个女儿，再也没有力气生孩子了，于是他们决定花四十个大洋从人贩子手中买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享福了，我虽然没有机会知道做皇帝是怎样的感受，但是我却实实在在的吃奶吃到17岁，我刚进门的时候，我养父母家的大姐刚刚生产，她对我是最好的，因为奶水很足，她除了喂奶给自己的孩子，她还给我喂奶，虽然那时候我已经八岁了，但是在他们看来我还只是个孩子，然而我自己知道，在我被不停贩卖的两年时间里，我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心智超常生长的小大人。
在我被贩卖的两年中，我已参透生死、看淡人间冷暖，那些和我一起被拐卖的许多小伙伴中有的被人为致残，生不如死靠博取同情沿街乞讨为他们敛财，有的在贩运途中病死、饿死，我是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孩子之一，那些人贩子都说我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是特例中的特例，这不仅仅因为我吃得很少、睡得很少，还因为我从来不吵闹，我比那些孩子更懂事、更乖巧，即便是所有人都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会目不转睛的观察那些人贩子的一举一动，揣测他们在想些什么，了解他们的习惯和爱好，在掌握了他们的规律以后，我每次都会先他们一步想到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端茶倒水、点烟上火，甚至端屎端尿洗衣服，作为孩子的我都抢着去做，虽然我端盆子的时候看起来胳膊都要被水盆压断了，但是我仍然很勤快，因为我要让所有的人贩子知道，我是个有用的孩子，否则我就会被抠掉眼珠子或者被打断两条腿，上街去帮他们讨钱。那时候每个人贩子都很喜欢我，所以他们不停的以高价转卖我，然后再想办法把我偷走，他们说舍不得我走，因为我孝顺，他们每个人都管我叫儿子，而我管他们叫爷爷，每次他们都一本正经的纠正我，然而我还是执着的满脸堆笑的喊他们爷爷，中国人都喜欢贪大辈，一声声爷爷喊得他们心花怒放，而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要是再遇到这帮人贩子，我就把他们眼珠子抠出来赛到他们鼻子眼儿里，再把他们的舌头割下来缝到眼皮上，然后再扔进粪坑泡到他们烂死为止。
我之所以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被拐卖，是因为我已经不想走了，我没有按照事前约定的配合前来接应我的人贩子逃走，而且还用甜言蜜语说服了那些人贩子放心离去，两年的友谊，让那些铁石心肠的人贩子也对我有了丝丝感情，那帮人贩子觉得如果我有个归宿的话是相当不错的，因此他们也算良心发现，在拿了四十块银元以后离开了这里，又去别的地方贩卖小孩子了，而我之所以不想走是因为行李的这家人，他们对我太好了，
我刚一进门就有两个慈爱的父母，这对我而言是最渴望的，其次，一进门我就有八个姐姐，我也觉得十分亲切和幸福，我养父母家里的大姐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是由于她的丈夫在李宗仁的桂系当兵极少回家，因此我的大姐为了方便照顾我们就一直住在娘家，而我则可以名正言顺的享受喝奶的待遇。
因为有奶喝，所以我的身体长得很快，再加上江湖上漂泊的两年，让我的身体也发育得异于常人，从小我的忍耐力、反应速度、爆发力都极强，我可以和驴子比腿速，和牛比蛮劲，和猫比上树，吃一餐饭可以一个星期不再进食。我知道这些本领一定都能派的上用场，我在坏人堆里的两年时间，让我不再相信任何人。
八岁以后，我的人生时光变得幸福起来，因为这家人对我相当的好，我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是最好的，而且他们还花钱请人给我起了现在的这个名字——李沧海，少年时我读的是私塾，再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南宁，我开始读小学和初师，我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并且我的记忆力也很好，我至今记得，那时候的我，喜欢背诵古代诗文、阅览章回小说，爱看庙会上演的桂剧，初师毕业以后，父亲问我还读不读书，我想这个世界上也许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读书吧！于是我选择继续读书，父亲将我送到省立桂林三中（今桂林中学）读书。
新环境让我涉猎了许多新文学作品，也获得了对社会人生的思想启迪，对时代潮流的精神感受，不久以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西师专(今广西大学文法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激于爱国热情，我的很多西大同学都毅然参加了广西抗日学生军，北上作抗日宣传。而我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还是先学习，再上战场吧！不然充其量是个当炮灰的小角色。于是，当大家张罗着上战场的时候，我默默的报考了黄埔军校，1937年的我刚满17岁，出落得眉清目秀、精明干练，虽然我身材瘦削，但是身姿挺拔，邻里们都夸我是个当兵的好材料，也正是那一年，我考入了国民党广西通信兵团学生连第八连无线电通信科。
此后，我在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通信兵种学习了三年的时间。1940年我考入了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十空军总站，1941年我奉调云南昆明空军第二路司令部，分配在蒙自机场美国空军电台任少尉三级通信报务员。因战局需要，服役于美国空军志愿军无线电台机群通信，此后，先后转战昆明、蒙自、桂林、都安、柳州、梧州、漳州等美国空军基地。1943年因为我救了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不但工作环境得到变化还被破格擢升为少将，真可谓一步登天了。后来我就跟随那个重要人物进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专门负责电讯侦缉工作。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郊县江宁县的岱山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就此，一直到五月份，我们军统的人随着迁都的步伐，一起回到了南京，我们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看似漫长的审核、调组过程以后，于六月份正式并入国防部二厅管。
由于国防部的第一任部长白崇禧，而且因为我还通过我姐夫的关系，了解到白崇禧即将升迁，因此早在1945年，白崇禧当选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时候我就给他送过重礼，不仅因此我们桂系的军人普遍在国防部受到照顾，而且我在国防部二厅也谋求了一个不错的岗位国防部情报计划厅——督查室主任。其实说是督查室，无非就是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什么不适当的事情，当时二厅刚刚成立，第一司第五处几乎都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只不过他们是黄埔军校交通科，我是黄埔军校电讯科，可以说当时军界无论是空军、海军通讯基本上都是我们黄埔系同学的天下。
我每天无所事事，过去精熟的专业也几乎忘光殆尽，每天不是看报纸就是喝茶水，再不然就是盯着姑娘们看，大家的情报工作就和我的督查工作一样都搞得很糟糕。
我也搞不懂这些所谓的党国的精英们在搞什么鬼，整体忙于权利斗争，不住的窝里斗，矛盾重重，很快由于情报处搞不到情报，国防部二厅重新进行了改组。我的老位置不变，但是情形却改变了许多，人事斗争更为剧烈，即便心思缜密如我，也有点儿感觉到焦头烂额。
最要命的是，我居然还成了中共方面拉拢的对象，因为1937年我广西师专的那些个北上抗日的同学，有些如今已经在延安共产党的军队里混成了高级领导，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我目前所处的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来联络我、拉拢我，但是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作为一个党国军人，我的骨头和血液都浸润着对党国、对三民主义、对领袖的忠诚，仅仅凭借如此遥远的同学之友谊就想动摇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同窗之谊哪里比得了我黄埔精神之下的同窗、同志、袍泽之革命友谊。
1948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溥仪皇帝堂妹川岛芳子被我国民党政府判以“汉奸罪”，执行死刑，享年43岁，和她一起被枪崩了的还有我的四姐和四姐夫，他们其实原本是打入日伪政府的党国精英，只是因为单线联系的上线失踪了，所以大酱掉到屎坑里不是屎也是屎。当年冬天，三大战役结束了，蒋校长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蒋校长下野了，我们桂系精英李宗仁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方面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前提下，我的人生也将发生一次大逆转。
我叫李沧海，1920年8月出生于广东花县，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从六岁的时候开始，我就不停的被卖掉，我最后一次是被卖到广西的百色。
我对六岁以前的记忆十分的模糊，只是依稀的记得母亲是个小脚的女人，我还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在我家的旁边有个很大的祠堂，其它的就一概都记不起来了。
1928年的夏天，我被卖给了广西百色的一个中等人家做儿子，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了八个女儿，再也没有力气生孩子了，于是他们决定花四十个大洋从人贩子手中买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享福了，我虽然没有机会知道做皇帝是怎样的感受，但是我却实实在在的吃奶吃到17岁，我刚进门的时候，我养父母家的大姐刚刚生产，她对我是最好的，因为奶水很足，她除了喂奶给自己的孩子，她还给我喂奶，虽然那时候我已经八岁了，但是在他们看来我还只是个孩子，然而我自己知道，在我被不停贩卖的两年时间里，我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心智超常生长的小大人。
在我被贩卖的两年中，我已参透生死、看淡人间冷暖，那些和我一起被拐卖的许多小伙伴中有的被人为致残，生不如死靠博取同情沿街乞讨为他们敛财，有的在贩运途中病死、饿死，我是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孩子之一，那些人贩子都说我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是特例中的特例，这不仅仅因为我吃得很少、睡得很少，还因为我从来不吵闹，我比那些孩子更懂事、更乖巧，即便是所有人都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会目不转睛的观察那些人贩子的一举一动，揣测他们在想些什么，了解他们的习惯和爱好，在掌握了他们的规律以后，我每次都会先他们一步想到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端茶倒水、点烟上火，甚至端屎端尿洗衣服，作为孩子的我都抢着去做，虽然我端盆子的时候看起来胳膊都要被水盆压断了，但是我仍然很勤快，因为我要让所有的人贩子知道，我是个有用的孩子，否则我就会被抠掉眼珠子或者被打断两条腿，上街去帮他们讨钱。那时候每个人贩子都很喜欢我，所以他们不停的以高价转卖我，然后再想办法把我偷走，他们说舍不得我走，因为我孝顺，他们每个人都管我叫儿子，而我管他们叫爷爷，每次他们都一本正经的纠正我，然而我还是执着的满脸堆笑的喊他们爷爷，中国人都喜欢贪大辈，一声声爷爷喊得他们心花怒放，而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要是再遇到这帮人贩子，我就把他们眼珠子抠出来赛到他们鼻子眼儿里，再把他们的舌头割下来缝到眼皮上，然后再扔进粪坑泡到他们烂死为止。
我之所以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被拐卖，是因为我已经不想走了，我没有按照事前约定的配合前来接应我的人贩子逃走，而且还用甜言蜜语说服了那些人贩子放心离去，两年的友谊，让那些铁石心肠的人贩子也对我有了丝丝感情，那帮人贩子觉得如果我有个归宿的话是相当不错的，因此他们也算良心发现，在拿了四十块银元以后离开了这里，又去别的地方贩卖小孩子了，而我之所以不想走是因为行李的这家人，他们对我太好了，
我刚一进门就有两个慈爱的父母，这对我而言是最渴望的，其次，一进门我就有八个姐姐，我也觉得十分亲切和幸福，我养父母家里的大姐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是由于她的丈夫在李宗仁的桂系当兵极少回家，因此我的大姐为了方便照顾我们就一直住在娘家，而我则可以名正言顺的享受喝奶的待遇。
因为有奶喝，所以我的身体长得很快，再加上江湖上漂泊的两年，让我的身体也发育得异于常人，从小我的忍耐力、反应速度、爆发力都极强，我可以和驴子比腿速，和牛比蛮劲，和猫比上树，吃一餐饭可以一个星期不再进食。我知道这些本领一定都能派的上用场，我在坏人堆里的两年时间，让我不再相信任何人。
八岁以后，我的人生时光变得幸福起来，因为这家人对我相当的好，我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是最好的，而且他们还花钱请人给我起了现在的这个名字——李沧海，少年时我读的是私塾，再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南宁，我开始读小学和初师，我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并且我的记忆力也很好，我至今记得，那时候的我，喜欢背诵古代诗文、阅览章回小说，爱看庙会上演的桂剧，初师毕业以后，父亲问我还读不读书，我想这个世界上也许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读书吧！于是我选择继续读书，父亲将我送到省立桂林三中（今桂林中学）读书。
新环境让我涉猎了许多新文学作品，也获得了对社会人生的思想启迪，对时代潮流的精神感受，不久以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西师专(今广西大学文法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激于爱国热情，我的很多西大同学都毅然参加了广西抗日学生军，北上作抗日宣传。而我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还是先学习，再上战场吧！不然充其量是个当炮灰的小角色。于是，当大家张罗着上战场的时候，我默默的报考了黄埔军校，1937年的我刚满17岁，出落得眉清目秀、精明干练，虽然我身材瘦削，但是身姿挺拔，邻里们都夸我是个当兵的好材料，也正是那一年，我考入了国民党广西通信兵团学生连第八连无线电通信科。
此后，我在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通信兵种学习了三年的时间。1940年我考入了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十空军总站，1941年我奉调云南昆明空军第二路司令部，分配在蒙自机场美国空军电台任少尉三级通信报务员。因战局需要，服役于美国空军志愿军无线电台机群通信，此后，先后转战昆明、蒙自、桂林、都安、柳州、梧州、漳州等美国空军基地。1943年因为我救了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不但工作环境得到变化还被破格擢升为少将，真可谓一步登天了。后来我就跟随那个重要人物进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专门负责电讯侦缉工作。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郊县江宁县的岱山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就此，一直到五月份，我们军统的人随着迁都的步伐，一起回到了南京，我们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看似漫长的审核、调组过程以后，于六月份正式并入国防部二厅管。
由于国防部的第一任部长白崇禧，而且因为我还通过我姐夫的关系，了解到白崇禧即将升迁，因此早在1945年，白崇禧当选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时候我就给他送过重礼，不仅因此我们桂系的军人普遍在国防部受到照顾，而且我在国防部二厅也谋求了一个不错的岗位国防部情报计划厅——督查室主任。其实说是督查室，无非就是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什么不适当的事情，当时二厅刚刚成立，第一司第五处几乎都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只不过他们是黄埔军校交通科，我是黄埔军校电讯科，可以说当时军界无论是空军、海军通讯基本上都是我们黄埔系同学的天下。
我每天无所事事，过去精熟的专业也几乎忘光殆尽，每天不是看报纸就是喝茶水，再不然就是盯着姑娘们看，大家的情报工作就和我的督查工作一样都搞得很糟糕。
我也搞不懂这些所谓的党国的精英们在搞什么鬼，整体忙于权利斗争，不住的窝里斗，矛盾重重，很快由于情报处搞不到情报，国防部二厅重新进行了改组。我的老位置不变，但是情形却改变了许多，人事斗争更为剧烈，即便心思缜密如我，也有点儿感觉到焦头烂额。
最要命的是，我居然还成了中共方面拉拢的对象，因为1937年我广西师专的那些个北上抗日的同学，有些如今已经在延安共产党的军队里混成了高级领导，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我目前所处的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来联络我、拉拢我，但是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作为一个党国军人，我的骨头和血液都浸润着对党国、对三民主义、对领袖的忠诚，仅仅凭借如此遥远的同学之友谊就想动摇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同窗之谊哪里比得了我黄埔精神之下的同窗、同志、袍泽之革命友谊。
1948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溥仪皇帝堂妹川岛芳子被我国民党政府判以“汉奸罪”，执行死刑，享年43岁，和她一起被枪崩了的还有我的四姐和四姐夫，他们其实原本是打入日伪政府的党国精英，只是因为单线联系的上线失踪了，所以大酱掉到屎坑里不是屎也是屎。当年冬天，三大战役结束了，蒋校长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蒋校长下野了，我们桂系精英李宗仁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方面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前提下，我的人生也将发生一次大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