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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9章 一道难解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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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仕山深入内部，眼前一大片低矮的砖瓦房沿着塌陷区的边缘铺开。
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矿务局统一建的，红砖墙，石棉瓦顶，规格一模一样。
现在红砖已经变成了灰黑色，石棉瓦顶补了又补，裂缝从墙根一直爬到窗框。
有的房子塌了半边，用塑料布蒙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一下瘪一下，像在喘息。
碎石子和煤灰混在一起，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路边的空地上堆着废弃的矿车和早已停转的卷扬机，铁锈厚得像一层红褐色的苔藓。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目光空洞。
对这群从考斯特上走下来的人，表情木然，没有好奇，也没有期待，像是已经对任何外来的人和事都失去了反应。
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人坐在最靠外的那把凳子上，手搭在膝盖上，手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来，指节粗大变形。
李仕山以前见过这样的手，父亲说过，这是常年在井下挖煤留下的痕迹。
在这个老人旁边的院墙上刷着一条标语，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安全生产，利国利民”。
标语下面堆着几袋煤渣，用破塑料布盖着，大概是他冬天取暖的燃料。
李仕山走过去，问了问情况。
“大爷，今年高寿了？”李仕山蹲下来。
“七十一。”老人看着他，眼睛浑浊，但声音还算清楚。
“在井下干了多少年？”
“三十八年。十六岁下去的。”
“儿子呢？”
“接过我的矿灯，又干了十几年。矿关了，去了南方打工。孙子扔给我和老伴。”
“每个月能拿多少？”
“几百块。不够用。”老人指了指屋后那片空地，“我在那边刨了块地种菜，每天推着小推车走四十分钟到城里去卖。”
“矿上没人管了吗？”
“矿务局撤了，街道办也搬走了。连个管事的人都找不着了。”
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没有悲愤，没有控诉，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李仕山站了起来。
刘书记在旁边压低了声音说，这里是元川最早关闭的一座煤矿，关停快十年了。
再往里走，看见了矿区的办公楼，墙上刷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字是用油漆直接刷在墙上的，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大部分已经剥落，只剩下“大庆”两个字还勉强可辨。
办公楼后面是几排矿工宿舍，砖墙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窗玻璃碎了大半。
从窗户往里看，还能看见墙角堆着的旧胶鞋和落满灰尘的搪瓷饭盒。
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几个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见车子开过来，都站起来往这边张望。
他们的表情和刚才的老人一模一样，空洞、茫然，像是被遗忘在时光尽头的旧照片。
林晓站在矿工宿舍前，看着那几个蹲在墙根下的老人，眼镜片被风吹得蒙上了一层灰。
她摘下眼镜擦了擦，低声对李仕山说：“李省长，我刚才看过这些资料”
“这座矿关停那年，有三万名矿工下岗，矿务局只给了每人不到两万块钱的安置费。这些人，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李仕山没有回答。
他站在那块刷着褪色标语的旧墙前面，看着那些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
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把他们脸上的皱纹照得一清二楚。
李仕山一直相信数据会说话。
GDP、财政收支、产业结构比例，每一项都可以量化，每一项都可以分析。
但此刻，那些躺在汇报材料里的数字，和墙根下这些晒太阳的老人之间，隔着一道他暂时还没找到桥的鸿沟。
当天晚上，座谈会在北埕县县委召开。
孟树国把元川的家底全摊在了桌上。
财政年收入已经连续三年全省垫底，支柱产业随着煤矿关闭崩塌式萎缩。
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塌陷区治理光是初步规划就需要十几个亿。
而市财政连机关干部的工资都快要靠省里的转移支付来兜底。
省里的转移支付确实有倾斜，但对元川的窟窿来说，杯水车薪。
“李省长，黄老，韩老。元川不是不想转型，是不知道往哪转。”
“搞旅游，没有名山大川；搞农业，耕地面积有限，种什么都是靠天吃饭。”
“搞制造业，物流成本太高，从元川运一车货到省城，运费比从省城运到京海还贵。”
孟树国把手摊在桌上，“我们想了所有能想的办法。上一任陈市长想在城郊搞旅游，投了好几个亿建景区，请了外面的策划公司来做规划。”
“结果景区建好了，一年到头没几个游客，投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只剩下一屁股债。”
“那笔债到现在还没还完。省里说要搞产业转型，我们也想转，可路在哪儿？”
听到孟书记提到了陈建新，李仕山有些五味杂陈。
当初自己收到关于陈建新的消息的时候，心里说实话真有些瞧不上。
那个时候，自己认为陈建新只是在政法系统是把好手，至于治理地方很一般。
可今天走了一圈，看了那些塌陷区、那些蹲在墙根下的老人、那些用塑料布蒙着的破房子。
他才明白陈建新当年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说句实话，换了自己来当元川的市长，估计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全国的资源枯竭城市都面临的问题。
就算是放到十几年后，一样是一道难解的题。
李仕山念头闪过后，问道：“孟书记，您心里应该有想法吧。”
孟树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头对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招了招手。
“小周，你把那个笔记本拿来。”
年轻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孟树国接过来翻了翻，然后推到了桌子中间。
笔记本里夹着几十张剪报，有的是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有的是关于电商扶贫的，还有几张是从省报上剪下来的关于谷山县影视城的报道。
其中有一页折了角，上面是李仕山在谷山县影视城开业时的一张照片，报纸的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
随着李仕山深入内部，眼前一大片低矮的砖瓦房沿着塌陷区的边缘铺开。
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矿务局统一建的，红砖墙，石棉瓦顶，规格一模一样。
现在红砖已经变成了灰黑色，石棉瓦顶补了又补，裂缝从墙根一直爬到窗框。
有的房子塌了半边，用塑料布蒙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一下瘪一下，像在喘息。
碎石子和煤灰混在一起，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路边的空地上堆着废弃的矿车和早已停转的卷扬机，铁锈厚得像一层红褐色的苔藓。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目光空洞。
对这群从考斯特上走下来的人，表情木然，没有好奇，也没有期待，像是已经对任何外来的人和事都失去了反应。
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人坐在最靠外的那把凳子上，手搭在膝盖上，手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来，指节粗大变形。
李仕山以前见过这样的手，父亲说过，这是常年在井下挖煤留下的痕迹。
在这个老人旁边的院墙上刷着一条标语，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安全生产，利国利民”。
标语下面堆着几袋煤渣，用破塑料布盖着，大概是他冬天取暖的燃料。
李仕山走过去，问了问情况。
“大爷，今年高寿了？”李仕山蹲下来。
“七十一。”老人看着他，眼睛浑浊，但声音还算清楚。
“在井下干了多少年？”
“三十八年。十六岁下去的。”
“儿子呢？”
“接过我的矿灯，又干了十几年。矿关了，去了南方打工。孙子扔给我和老伴。”
“每个月能拿多少？”
“几百块。不够用。”老人指了指屋后那片空地，“我在那边刨了块地种菜，每天推着小推车走四十分钟到城里去卖。”
“矿上没人管了吗？”
“矿务局撤了，街道办也搬走了。连个管事的人都找不着了。”
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没有悲愤，没有控诉，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李仕山站了起来。
刘书记在旁边压低了声音说，这里是元川最早关闭的一座煤矿，关停快十年了。
再往里走，看见了矿区的办公楼，墙上刷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字是用油漆直接刷在墙上的，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大部分已经剥落，只剩下“大庆”两个字还勉强可辨。
办公楼后面是几排矿工宿舍，砖墙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窗玻璃碎了大半。
从窗户往里看，还能看见墙角堆着的旧胶鞋和落满灰尘的搪瓷饭盒。
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几个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见车子开过来，都站起来往这边张望。
他们的表情和刚才的老人一模一样，空洞、茫然，像是被遗忘在时光尽头的旧照片。
林晓站在矿工宿舍前，看着那几个蹲在墙根下的老人，眼镜片被风吹得蒙上了一层灰。
她摘下眼镜擦了擦，低声对李仕山说：“李省长，我刚才看过这些资料”
“这座矿关停那年，有三万名矿工下岗，矿务局只给了每人不到两万块钱的安置费。这些人，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李仕山没有回答。
他站在那块刷着褪色标语的旧墙前面，看着那些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
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把他们脸上的皱纹照得一清二楚。
李仕山一直相信数据会说话。
GDP、财政收支、产业结构比例，每一项都可以量化，每一项都可以分析。
但此刻，那些躺在汇报材料里的数字，和墙根下这些晒太阳的老人之间，隔着一道他暂时还没找到桥的鸿沟。
当天晚上，座谈会在北埕县县委召开。
孟树国把元川的家底全摊在了桌上。
财政年收入已经连续三年全省垫底，支柱产业随着煤矿关闭崩塌式萎缩。
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塌陷区治理光是初步规划就需要十几个亿。
而市财政连机关干部的工资都快要靠省里的转移支付来兜底。
省里的转移支付确实有倾斜，但对元川的窟窿来说，杯水车薪。
“李省长，黄老，韩老。元川不是不想转型，是不知道往哪转。”
“搞旅游，没有名山大川；搞农业，耕地面积有限，种什么都是靠天吃饭。”
“搞制造业，物流成本太高，从元川运一车货到省城，运费比从省城运到京海还贵。”
孟树国把手摊在桌上，“我们想了所有能想的办法。上一任陈市长想在城郊搞旅游，投了好几个亿建景区，请了外面的策划公司来做规划。”
“结果景区建好了，一年到头没几个游客，投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只剩下一屁股债。”
“那笔债到现在还没还完。省里说要搞产业转型，我们也想转，可路在哪儿？”
听到孟书记提到了陈建新，李仕山有些五味杂陈。
当初自己收到关于陈建新的消息的时候，心里说实话真有些瞧不上。
那个时候，自己认为陈建新只是在政法系统是把好手，至于治理地方很一般。
可今天走了一圈，看了那些塌陷区、那些蹲在墙根下的老人、那些用塑料布蒙着的破房子。
他才明白陈建新当年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说句实话，换了自己来当元川的市长，估计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全国的资源枯竭城市都面临的问题。
就算是放到十几年后，一样是一道难解的题。
李仕山念头闪过后，问道：“孟书记，您心里应该有想法吧。”
孟树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头对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招了招手。
“小周，你把那个笔记本拿来。”
年轻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孟树国接过来翻了翻，然后推到了桌子中间。
笔记本里夹着几十张剪报，有的是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有的是关于电商扶贫的，还有几张是从省报上剪下来的关于谷山县影视城的报道。
其中有一页折了角，上面是李仕山在谷山县影视城开业时的一张照片，报纸的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